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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另一种结局

创新网 2020-04-02 11:48 出处:三联生活周刊主笔/袁越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1日正式宣布将新冠疫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这就意味着新冠病毒的结局不太可能像17年前的“非典”病毒,而是更有可能像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而且是加强版的。人类的好运气与坏运气2003年" /> <meta name="tags" content="流感,传染病,疫情" /> <meta content="always" name="referrer" / 编辑:@科技资讯网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袁越 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1日正式宣布将新冠疫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这就意味着新冠病毒的结局不太可能像17年前的“非典”病毒,而是更有可能像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而且是加强版的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袁越

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1日正式宣布将新冠疫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这就意味着新冠病毒的结局不太可能像17年前的“非典”病毒,而是更有可能像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而且是加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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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另一种结局

2009 年英国联赛杯的一场比赛中,彼得伯勒联队的球迷在看台上戴着画有猪流感图案的口罩

人类的好运气与坏运气

2003年的那场“人非大战”只持续了半年左右便以人类完胜而告终,“非典”(SARS)病毒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只剩下几家病毒实验室还保存着少许样本。

但是,这次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情况却不容乐观。截止到发稿时为止,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做的统计,新冠肺炎的全球确诊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0万,分布范围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导致其中的1.3万人死亡。这3个衡量传染病危害程度的关键数字均已超过了当年的“非典”,而且还在继续攀升中。

为什么17年前的人类赢得如此彻底呢?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比现在强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应对新冠病毒的方式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无论是科学家们的反应速度还是政府和民间的动员能力都要明显好于2003年,相信大多数亲身经历过两次疫情的人都会认可这个观点。

那么,难道是因为“非典”病毒的战斗力太弱了吗?答案正相反。事实上,“非典”病毒的毒性非常强,绝大多数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体温升高、肌肉酸疼和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其中约有10%的感染者病情会逐渐加重,直至死亡。

相比之下,新冠病毒的毒性则要弱得多。从目前的情况看,约有五分之四的感染者症状轻微,甚至出现了不少没有任何症状的感染者。已经有科学家根据“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发生的情况做了外推研究,认为如果把所有感染者(核酸阳性)都算成病人的话,那么这个病的真实病死率约为0.5%,其中绝大多数死者都是身体状况本来就不佳的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非典”病毒反而显得那么“不禁揍”呢?答案是它的运气太差了。如果早生100年的话,这个病毒一定会比现在厉害得多。可惜2003年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传染病的科学知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这个病毒的很多先天特征决定了它只善于和原始人展开肉搏战,却不太可能逃得过现代防疫机制的围追堵截。

首先,“非典”病毒虽然十分霸道,但这一特点反而为防疫部门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筛查指标,只要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点,筛查那些发热的病人,将其集中隔离,就能高效地阻止病毒的传播。

其次,当年虽然也有少量“非典”病毒的感染者症状轻微,但他们大都不具备传染性,即使偶有漏网也不至于酿成大祸。

第三,“非典”病毒感染者的潜伏期似乎也都不长,感染之后很快就会表现出明显症状,这就减轻了疑似患者的隔离压力。

“非典”病毒的不幸就是人类的万幸。因为上述这3个原因,2003年时的人类幸运地逃过一劫,只付出了少许代价就赢得了胜利。

但是,“非典”病毒的这3个特点在新冠病毒身上都不具备。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数家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联合在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通过对375个中国城市所做的调查统计,发现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之前,有86%的病毒感染者因为症状太轻而未被发现。这些人传播病毒的能力虽然比已经表现出症状的感染者低一半左右,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后续的传播扩散病例当中有79%都是由这些人造成的。

换句话说,如果防疫部门不采取措施的话,每7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当中只有1人会因为症状明显而被检测出来,剩下的6人都不会认为自己已然中招,从而成为行走的传染源。

“封城”政策的实施,以及核酸测试的普及,迅速降低了新冠病毒的传染效率。这篇论文还研究了1月24日至2月8日的中国数据,发现因为症状轻而未被检出的感染者比例从之前的86%降到了35%。不过,这个数字意味着“封城”之后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轻症患者逃过了检查。

这个结果表明,虽然“新冠”的致死率没那么高,但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庞大,潜伏期长,潜伏期内仍然具备很强的传染性,所有这些特点都正好抓住了现代防疫体系的软肋,似乎新冠病毒是专门为打败现代人而生的。

于是,坏运气便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即使中国政府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政策,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延缓了病毒向外传播的速度,但它还是出现在地球上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宣之前,其实新冠病毒早已遍及全世界,不太可能像当年的“非典”病毒那样容易就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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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另一种结局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将新冠疫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

此时的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为新冠病毒换一个模板,那就是一个世纪前暴发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让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中招,导致其中约5000万人死亡,真实病死率约为2%~3%,可以说极其惨烈。虽然当年的统计方法误差太大,数据的可靠性存疑,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同样的病毒如果出现在今天,病死率肯定不会如此之高。

但是,有一个相对可靠的数据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那就是疫情的持续时间。西班牙流感暴发于1918年初,第一波疫情并不严重,而且在当年的夏天来临前就结束了。可还没等大家庆祝胜利,1918年秋天北半球又暴发了第二波疫情,而且要比第一波严重得多,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波疫情中的轻症患者大都在家养病,只有重病人才会去医院,结果反而导致毒性更高的毒株在医院那样一个密闭空间里发生了交叉感染,随后又在普通人群当中扩散开来。所幸第二波疫情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1919年夏天便结束了。但这个病仍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继续在人群之间隐蔽地传播,又导致了几次小规模暴发,直到1920年底才算正式结束。

如果新冠疫情真的像当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样,我们就必须换一种思路去看待它了。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境内不再有新增病例,绝大多数患者也已治愈出院,但在国外却依然流行,而且预计还会持续很久,那时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是否还像现在这样举国上下严防死守,并要求所有境外旅客一下飞机就立即隔离14天?或者干脆关闭边境?

另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就是:假如这个病毒无论怎么防都很难防得住,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治疗上是不是就足够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和运气有关。虽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都不太可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但这只是因为人类运气好而已,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结果很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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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期间,一名护士在医院的流感病房里护理病人

传染病的围堵与减损

目前已知的大部分传染病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传染性和致死性成反比。越是毒性强的病原体,传染性往往就越低,反之亦然。问题在于,这个特点不是绝对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多次反例,每一次都让人刻骨铭心。

最著名的一次例外大概要算是暴发于14世纪的黑死病,那个病杀死了大约10%的地球人,原因就是鼠疫杆菌无论是传播力还是毒性均非常强。要不是后来发生在印度的一场大地震使得大量亚洲褐家鼠逃到了欧洲,并迅速取代了传染性更高的欧洲黑家鼠,这个病肯定还会杀死更多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人类不懂科学,不知道这个病的病原体来自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这才会让鼠疫流行起来。今天的我们早已明白了这一点,只要把老鼠控制住,鼠疫便不再是问题了,这说明现代科学足以战胜坏运气。

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无法解释前文提到过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杀死了大约5%的地球人,说明流感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同样可以双高。现代医学虽然能够把流感的死亡率降低一些,但仍然无法阻止这种依靠飞沫传播的流感病毒在人群当中扩散开来。

另一个案例就是肺结核。结核杆菌在古代社会的传播力曾经非常之强,随着人们防卫意识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如今结核杆菌的传染能力已经降到了和流感差不多的水平,但致死率却仍然比流感高出很多,每年还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这个病,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以上这3个例子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医学虽然进步很快,但仍然不敢打包票说自己有能力对付一切传染病,这就是为什么当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防疫部门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围堵”(Containment),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病原体究竟是更像西班牙流感还是更像普通感冒。

顾名思义,“围堵”就是对病原体围追堵截,尽一切可能防止其扩散,终极目标是将其彻底杀死。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找出每一位病人,一个都不能漏掉,然后追踪这些病人在感染期间的全部活动轨迹,将所有有可能接触到这些病人的人立即隔离起来。这次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加坡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只是因为表面上相对比较宽松,居然被误称为“佛系”,实在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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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西班牙流感传播到日本,日本女学生戴着口罩以防流感暴发

“围堵”政策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第一,防疫措施刚开始时病人的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工作量会大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防疫部门能够应付得了的程度;第二,这个病的传染性不能太强,否则需要隔离的人太多,防疫部门同样会不堪重负;第三,这个病的潜伏期不能太长,潜伏期间最好不具备传染性,否则也会让防疫部门应接不暇。

新加坡的做法之所以能成功,除了运气好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国土面积小,人口也少,加之防疫部门反应迅速,在疫情早期就立即开始全力“围堵”,工作量虽大,但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欧美国家一开始也是这个思路,但无奈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太强了,很多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依然具备很强的传染性,对于任何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围堵”的工作量都太大了,所以很快就失败了。

类似情况并不罕见,2009年暴发的猪流感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次流感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来自家猪的H1N1流感病毒,首次人传人应该发生在当年的3月9日,地点是墨西哥中部的一个以养猪为主业的农庄。但因为墨西哥防疫部门的警惕性不够高,病毒顺利地跨越边境,传到了美国。美国疾控部门在4月底第一次检测到了病毒,发现它和当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极为相似,于是整个北美地区迅速开启了“围堵”模式,世卫组织也立即将其定性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此后的发展和本次新冠疫情很相似,比如墨西哥也曾实行过类似中国的“封城”政策,甚至关闭了边境。可惜这个流感病毒的传播力太强,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病例数直线上升。眼看堵不住了,世卫组织不得不放弃了每日统计并追踪新确诊病例的行为,于当年6月底宣布此次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

通常情况下,一旦宣布某个传染病为“全球大流行病”,便意味着“围堵”失败了,防疫策略自动转入下一个阶段,即“减损”(Mitigation)。顾名思义,这一阶段防疫工作的目标不再是追求对病原体斩尽杀绝,而是通过各种办法减少这个病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当年世卫组织之所以敢这么做,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在于H1N1流感病毒不是一个陌生的病毒,科学家们对它的传播方式和致病机理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药柜里也早就准备好了几种具备一定疗效的抗病毒药物,所以世卫组织知道这个病即使放开了也不会失控,或者说即使失控了,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新冠是一种全新的病毒,我们对它的了解很不充分,不知道放虎归山会有怎样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迟迟不肯宣布新冠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好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知道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围堵”的难度极大,但致死率却不算太高,尤其对于身体健康的中青年来说更是如此,世卫组织这才终于下定决心将新冠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升级为“全球大流行病”。

此次升级之所以拖了那么久,还有另一个隐含的原因。2009年世卫组织宣布猪流感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在全世界引发了强烈的恐慌情绪,结果这个病远不如预估的那么可怕,真实病死率还不到0.1%,比一般季节性流感还要低。于是各国政府纷纷指责世卫组织小题大做,白白浪费了很多钱。世卫组织的活动经费来自各国政府的捐款,他们不可能对这些指责置之不理。

写到这里必须指出,一般季节性流感的杀伤力也是很大的,感染人数通常占到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0%左右,死亡人数通常都在30万~50万。2009猪流感的最终统计结果显示,这个“全球大流行病”的感染率大致在11%~21%,死亡人数在28.45万~57.9万,这两个数字都和普通季节性流感差不多,几乎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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